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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2年2月22日至3月8日，召开了第5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，在这次会议上，中央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：国务院副总理从原来的13位，撤掉11位，只保留两位副总理。

这个裁撤的力度是空前的，顿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。

那么，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中央为什么会做出这么大的改革力度呢？

这件事，还得从苏联说起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苏联作为社会主义“老大哥”，传授给了中国很多政治制度，其中就包括“领导终身制”。

苏联在鼎盛时期，这个制度还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，但是到了后期，就开始体现出这个制度的弊端来了。

1982年，勃列日涅夫病逝后，苏联立即显露出了不堪一击的一面，偌大的国家，竟然伴随着一个耄耋老人的离去，发生了“休克”一般的虚脱，很多重要领域都发生了秩序混乱的现象。

为了遏制混乱，苏联主席团匆匆让安德罗波夫上台，可是，安德罗波夫也已经是68岁的老人了，刚刚干了一年多就撒手人寰，苏联再次陷入瘫痪状态。

苏联主席团又让契尔年科上台，可是，契尔年科比安德罗波夫年龄还大，都已经73岁高龄了，也是干了一年多就一命呜呼了。

（图：左一勃列日涅夫，左二安德罗波夫，右一契尔年科）

就这样，曾经不可一世的苏联成了全世界的笑柄，有些西方漫画把苏联主席团描绘成一堆活着的木乃伊，谁还能动一下，谁就是下一个苏维埃主席。

苏联人为了争口气，就“矮子里挑高个儿”，选了一个54岁的戈尔巴乔夫，结果大家都知道了，这个被寄予厚望的戈尔巴乔夫，最终葬送了苏联。

幸好，这样的灾难没有在中国发生，因为中国的领导人早就洞察到了这种制度的后果。

早在1975年，周总理的身体越来越差，已经很难开展工作了，就极力推荐邓小平复出，不过，王洪文却放出狂言，说：“10年后再看！”

什么意思呢？当时，邓小平已经71岁了，而王洪文还只有40岁，王洪文就是在告诉邓小平：就算你现在上位了，10年后也得交给我们！

话虽然说得很狂，但这也确实是一个很严峻也很现实的问题，邓小平就忧心忡忡地和叶剑英、李先念等老同志说：“10年后，我们什么样啊？从年龄上看，我们是斗不过他们。”

于是，邓小平就开始谋划“干部年轻化”，并提出了几个标准，还是敢于斗争、不怕打倒、年轻有为。

后来，邓小平多次在会议上提出：“领导班子问题一定要抓紧解决，要找一些能够办事、敢于办事的同志来负责。要选一些比较有实际经验的稍微年轻一点的干部进领导班子，50岁的、40岁的，能有更年轻一点的就更好。”

不过，就在邓小平准备实施这个计划的时候，却又被靠边站了。

直到1977年，邓小平重新复出，再次开始干部年轻化的改革。

当时，各级政府机构已经非常臃肿了，以国务院为例，就设置了13位副总理，部委工作人员更是多达5.1万人，就别提下面的各级部门了，造成了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，严重阻碍了改革开放事业。

因此，邓小平决定从思想认识和制度法规两方面同时出手。

首先，邓小平发表了一个谈话，叫《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》，将干部年轻化问题上升到革命的性质，号召老干部要从党性出发，“对党进行最后一次历史贡献”，就是主动让贤，让更年轻、更有专业知识的干部上台。

同时，邓小平提出了干部“四化”，即“革命化”、“年轻化”、“知识化”、“专业化”，作为我党新的用人标准，并指出：“让老人、病人挡住比较年轻、有干劲、有能力的人的路，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，甚至于要涉及亡党亡国的问题。”

当然，也不能把所有老干部都视为阻碍，相反，邓小平充分肯定了老干部依然具有的积极作用，这些人从年轻时代就抛头颅洒热血，为革命奋斗一生，他们对党对人民都有着无比坚定的忠诚，党性强，责任感强，同时极富革命经验。

俗话说“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”，百姓人家尚且如此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，这些老革命、老干部更是宝贵的财富，可以教给年轻干部很多工作和斗争经验，危急时刻还需要他们继续发挥“压舱石”的作用。

为此，邓小平决定在中央和省级建立“老干部顾问委员会”，让这些老干部做好“传帮带”的工作。

邓小平的这些号召，得到大多数老革命、老干部的积极响应，纷纷主动让贤，于是，在第5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上，顺利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决议，13位副总理只保留两位，100个部级机构也减到61个，普遍实现了干部年轻化，极大地保障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。

（参考资料：《邓小平传》《改革开放四十年大事记》《中国经济周刊》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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